【編者按】

朱自清先生、馮雪峰先生都是著名詩人，為我國新文化、新文學事業做出了歷史性貢獻。朱自清先生是廣大中學師生最熟悉又最親切的散文家，馮雪峰先生是文藝理論家、“魯迅學”的奠基人。今年正逢朱先生誕辰 125 周年，馮先生誕辰 120 周年，為了紀念這兩位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本報特刊載王超逸同志撰寫的文章，以為紀念。

那是孤獨的雪，是雨的精魂

——紀念朱自清、馮雪峰兩詩人

王 超 逸

一

1898 年是中國的戊戌年，這一年，康有為、梁啟超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發動了百日維新運動；這一年，京師大學堂誕生；這一年，朱自清誕生。救亡、啟蒙、現代化、民族復興成為百年中國的時代主題。

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

本文以朱自清、馮雪峰二位學人個案為例，試作探討。

朱自清 （1898——1948 年） 原籍浙江紹興，生于江蘇東海；馮雪峰 （1903——1976 年） 原籍浙江義烏。朱自清，現代詩人、散文家、學者、反帝民主戰士；馮雪峰，詩人、魯迅研究專家、寓言家、文藝理論家、共產主義戰士。

他們是師生，又是文學上的同道，思想上的戰友。1945 年，馮雪峰在重慶，朱自清回成都時飛抵重慶，看望了他的學生馮雪峰。解放戰爭時期，馮雪峰在重慶、上海靠賣文為生，先后寫下了《鄉風與市風》、《跨的日子》、《有進無退》雜文集，寫了《雪峰寓言》、《回憶魯迅》、《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結集出版了、《真實之歌》、《靈山歌》詩集。朱自清對《鄉風與市風》予以及時評價和鼓吹，題目是《歷史在戰斗中——評馮雪峰<鄉風與市風>》，費時月余，發表在由葉圣陶主編的《中學生》 （1945 年 9 月 1 日、第九十一期） 雜志上。該文指出：“時代的路向漸漸分明，集體的要求漸漸強大，現實的力量漸漸逼緊；于是雜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雜文從尖銳的諷刺個別的事件起手，逐漸放開尺度，嚴肅的討論到人生的種種相，筆鋒所及越見深廣，影響也越漸久遠了。”

朱自清于 1948 年 8 月 12 日去世，馮雪峰久久難以釋懷，先后兩次寫出了悼念他的老師的文章：《損失和更重要的損失》、《悼朱自清先生》。對這兩篇文章，馮雪峰終身都不滿意。他自述說：“幾次想寫一點更為私人的紀念文字都沒有寫成”。我翻遍《馮雪峰全集》和“年譜”，也沒有找到他的第三篇悼念老師的文章。從已發表的兩篇文章看，都是站在大歷史的角度，站在當下，站在政治，站在學術與政治、文藝與政治，站在社會與階級的立場，來對他老師的定位和紀念。他的希望站在私誼的角度來寫的紀念性文字的東西，最終沒有行諸筆端，給歷史留下了空白和缺憾。那么，作為學生的馮雪峰對他的老師從私誼的角度，他將說些什么呢？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問號，讓代代后來者在不斷地拷問、探尋。

二

朱自清比馮雪峰大五歲，二人共同的導師和戰友是魯迅。

朱自清對魯迅是敬重的，他們之間相差 17 歲。1926 年 8 月 30 日，朱自清和魯迅在上海曾晤面。1930 年代魯迅回北平省親，朱自清曾兩次登門邀請魯迅到清華作演講，遺憾的是魯迅都婉言謝絕了。北京星星文學社《文學周刊》第十七號發表周靈均《刪詩》一文，把胡適《嘗試集》、郭沫若《女神》、朱自清等人《雪朝》以及其他許多新詩集，都用“不佳”、“不是詩”、“未成熟的作品”等話粗暴地加以否定。為此，魯迅寫《“說不出”》一文，抨擊這種“提起一支屠城的筆，掃蕩了文壇上一切野草”的惡劣傾向，確立和守護了新詩的地位，也呵護了朱自清們的“野草”的勃勃生機。在朱自清的一生中，以魯迅為主題，朱自清寫過兩篇文章《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魯迅先生的雜感》，從文章學和教育學的角度肯定了魯迅的貢獻，提出學習魯迅的優點。

朱自清生于 1898 年，20 年后，陳獨秀到北大任文科學長，由他倡導的《新青年》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中國的啟蒙和救亡的潮流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朱自清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直接參與者、組織者、推動者，他與鄧中夏等組織了平民教育講演團，他被選為第四組書記，在北京市民、平民和工礦工人中進行宣講。1923年 3 月他發表了長詩《毀滅》，震動了文壇，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地位。也是在 1918 年，那時，北大作為中國新文化思想的策源地，吸引了來自民族四面八方的一批批學者和年輕人，他們都輻輳到這個策源地追尋一個救國圖存的大夢。

遠在浙江金華義烏神壇村的農民兒子馮雪峰，1921 年他的學籍列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這是一所中等學校，但是在“五四”時期，卻與北京大學同享美譽，被譽為“南方最革命的學校”。該校坐落在美麗的西子湖畔，那時有被譽為“四大金剛”的陳望道、劉太白、夏丏尊、李次之，有新文化運動的前輩作家朱自清、葉圣陶、劉延陵等都執教該校。該校校長是著名教育家經亨頤，他提出了“與時俱進”的先進教育思想。1921 年 10 月 10 日，朱自清、葉圣陶組織成立了文學社“晨光社”，馮雪峰、趙平復 （柔石） 等參加了“晨光社”。幾個年輕人一起相約，先后出版了詩集《湖畔》、《春的歌集》。由此，年輕的應修人、馮雪峰、潘漠華、汪靜之，還有魏金枝、謝澹如蜚聲文壇，從此，這幾位少年被譽為“湖畔詩人”。朱自清對他的弟子馮雪峰等予以及時評論和提攜，這批年輕人的詩風詩潮迅速引起了魯迅、郭沫若、胡適、郁達夫的熱情關注和扶持，這是馮雪峰的第一次詩潮的涌動。《湖畔》內收馮雪峰的詩 17 首，《春的歌集》內收馮雪峰的詩 12 首，兩集共計 29 首。

《湖畔》結集出版后的第九天，朱自清立刻發表了《讀<湖畔>詩集》一文，從內容和藝術兩方面進行評價和鼓勵，他說：“《湖畔》里的作品都帶著些清新和纏綿底風格；少年的氣分充滿在這些作品里。這因為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還剩著些爛漫的童心；他們住的世界里，正如住在晨光來時的薄霧里。他們究竟不曾和現實相肉搏，所以還不至十分頹唐，還能保留著多少清新的意志。就令有悲哀的景閃過他們的眼前，他們坦率的心情也能將它融合，使他再沒有回腸蕩氣底力量；所以他們便只有感傷而無憤激了。——就詩而論，便只見委婉纏綿的嘆息而無激昂慷慨的歌聲了。但這正是他們之所以為他們，《湖畔》之所以為《湖畔》”。時隔 13 年，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又高度肯定了馮雪峰等湖畔詩人愛情詩的意義與品格。他指出：“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朱自清肯定了馮雪峰等“五四”詩人“是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他們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說生活在詩里”。

不久新文化運動的潮流就退卻了，新文化陣營也迅速分化。馮雪峰也和他的兄長和同齡人一樣跑到了嚴寒的北方。他也來到了北京大學深造、尋求和歷練，深造的是學業，尋求的是真理，歷練的是品格。他沒有正式的學籍，是個漂泊者。他拿了同學潘漠華的學員證，廁身北大，他只能趁別的同學外出辦事的空閑爬到同學的床位上暫時休息一會兒。為了生計，他當過家庭教員，當過校對員，掙銅板以換燒餅。這期間馮雪峰有幸聽過魯迅的課，他認識了魯迅，但是魯迅不認識他。

朱自清是北大哲學系畢業，那一年是 1920 年 5 月。馮雪峰與朱自清在北大是前后腳，但是他們失之交臂。1927年6月，馮雪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成為一個終身獻身共產主義壯麗事業的不屈的戰士。他在一本翻譯著作的譯稿扉頁上寫下了“這本譯書獻給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人們”的題詞。軍閥政府搜集到了這部書稿，馮雪峰遭到當局通緝，北京已沒有他的立足之地。他由北漂變成了南渡。他只身南下到了上海。這一年，29 歲的朱自清寫出了他的傳世之作《荷塘月色》，次年朱自清寫出了他的隨感錄《那里走——呈萍郢火栗四君》。在文中，朱自清向老朋友萍 （沈雁冰） ，郢 （葉圣陶） 、火 （劉薰宇）、 栗 （不詳） 傾吐了自己內心的苦悶和思考。“1927 年國內政壇的劇烈變動，引起朱自清思想的極度彷徨苦悶。由此，朱自清遁入書齋和教學。

朱自清有著文學創作的天資、天賦。1925 年他寫出了《背影》，出版了散文集《蹤跡》，從此奠定了他的現代散文家的地位。大學畢業后，為稻粱謀，他行走于揚州、溫州、寧波、杭州之間。他的賢淑的結發妻子武鐘謙，相夫教子，理解體貼丈夫。總的說，教學工作雖然辛苦，奔走于阡陌山水間，與父親的不和，雖然一時造成朱自清精神的郁悶，但是朱自清的生活是充實的，同事之間的和睦關照給他帶來溫暖，師生之間一群年輕人的歌哭歌笑，給他的心田帶來滋潤、生機。朱自清一邊教學，一邊沉潛于學問，他有意暫時隔絕外面喧囂紛攘的現實世界、社會人生，遁入書宅，以他的勤奮、踏實、認真、一絲不茍，在一邊做著學術的積累，學術的訓練，做著學術史和詩歌史的預留，而作為為人生的文學研究會成員的“仕”的一員，一邊又在思考著個人的大方向，在作為學者，密切洞察著歷史的大方向大動脈哪里走。

三

歷史的機遇往往是給有準備的人準備的。

1925 年，28 歲的朱自清經他的老友、學者、世家子弟俞平伯和大學者胡適推薦，朱自清又回到了北平，到了清華大學任教，從此結束了在江浙一帶五年飄蕩的生活，開始了終年服務于清華的歷史新篇章。1930 年，33 歲的朱自清成為清華大學中文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年六月，朱自清在《清華周刊》第 35 卷第 11、12 期合刊“向導專號”發表了《中國文學系概況》。該文向有志報考清華中文系的青年介紹該系概況。朱自清強調了中文系在創造新文學方面的使命。

那時清華文學院的院長是馮友蘭，校長是梅貽琦，清華匯集了一時之選——鴻儒碩學、一代俊彥，風云際會，星光燦爛。“七七”事變后，清華根據政府安排，實現戰時南遷，朱自清也隨時代的洪流從北平輾轉到昆明。作為系領導的朱自清，以他文學創作的實績，踐行著中文系的使命，賡續著新文化運動的時代精神，又以文學研究的扎實的作風與成就開拓和引導著中文系的方向和道路。他埋首于古典文學。國家之難，家庭變故。1929 年 11 月 26 日，32 歲的原配妻子武鐘謙拋下了三子三女，撒手人寰，別他而去。多年后，朱自清飽含深情地寫下了給亡人的至情至性的一封悼亡信：《給亡婦》。

朱自清窮困潦倒，生活的窘狀無以復述。人們看到在昆明和重慶的街道上，在西南聯大的校園里，他披著一件趕馬車人披的氈披風，儼然是位孤舟蓑笠翁。為了籌集由昆明到成都的盤纏，他當掉了家中一個硯臺、一幅字帖、一張床等值錢的東西，仰天長嘆，奈何？奈何？莫可名狀。國舛家難并沒有挫傷朱自清的斗志，士當弘毅，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作為講壇上書宅里的學者，朱自清的學問日進，日積月累，他先后出版了多部作品集。

1946 年，在昆明街頭，李公樸、聞一多先后應聲倒下，這槍聲將朱自清從書宅之中牽引出來了。他毅然參加了在成都的李公樸、聞一多的公祭大會。面對這凄厲的槍聲，當時好多社會名流都躲起來了，但是朱自清走向了舞臺的中央，發表了演講。聞一多的遺著的編輯出版，朱自清是積極的組織者、主持者、參與者。他為《全集》寫了序言。該文分析了聞一多作為詩人、學者和斗士的三個人生時期，高度評價了聞一多詩人、學者和斗士三者合一的人格。他以史家的眼光評價了聞一多的學術地位和在民主運動中的貢獻和價值，歷史的推力，朱自清本人也由此實現了由學者到民主戰士的遽變。

朱自清在復校后的清華忙碌著，他的精神是舒暢的。他繼續擔任中文系主任、學校評議委員會委員。他與師生一起扭秧歌。他牽頭并積極組織教授在“停止內戰、呼吁和平”的宣言上簽字。一九四八年六月，他在抗議美國扶植日本和拒絕領取“美援”面粉的宣言上鄭重簽了名。臨終他還告誡家人不要領取政府配給的美國救濟糧。為此，建國前的毛澤東在 1949 年寫下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評價朱氏行為的意義：“他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前幾年我參觀中國現代文學館，在二樓的玻璃柜里面，我親眼看到了在朱自清逝世后，社會各界名流在治喪委員會布置的一領素絹上的簽字。我在這領素絹前沉默良久。后人在回望朱自清走過的半個世紀的簇爾背影時，似乎對他的大大的問號也找到了部分答案。其實朱自清是幸運的，他生當其世，死當其時，但是

卻未必死得魂安。他人生僅半百，學問、事業、思想僅在跋涉的中途。

在他逝世的當時，各界名流都發表了紀念感言，茅盾在《悼佩弦先生》一文中說：“在新文藝運動中，朱先生的貢獻不在沖鋒陷陣，而是潛研韜略，埋頭練兵。他的著作不多，但我深信這都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新文藝史上卓然自有其地位”。

馮雪峰連寫兩篇文章，也意猶未盡。

歷史到這里，也許這是冥冥中命運的安排，朱自清的晚年，匆匆登場，匆匆謝幕。

四

馮雪峰從重慶輾轉到了上海。在 1948 年，淮海大戰即將落下帷幕，病中的長子馮夏熊曾為歷史留下了父親的一幅目光和剪影：“有一次我睡醒過來，卻遇著了喜悅的目光，他彎著身子看著我，他的臉幾乎挨著了我的臉，他輕聲地對我說:‘我們有希望了，我們快解放了！’他的眼淚卻大顆大顆地落到了我的臉上。我這是第一次看見父親的眼淚。我想起了在清醒時曾聽他說過的淮海大戰，我還覺得了流進我嘴里的他的眼淚的苦澀味道”。

這是一位魯迅的學生和戰友，真正讀懂了魯迅靈魂和歷史脈動的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戰士，是被胡喬木感嘆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三個半”理論家而占其一的人。馮雪峰留在了上海，成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書記，成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文聯副主席、魯迅著作編刊社社長，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作為魯迅的戰友和學生，魯迅的精神上的知己，魯迅和馮雪峰共同編輯了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叢書——《科學的藝術論叢書》 （8 種）， 共同發起成立了“左聯” （成立于 1930 年 3 月 2 日） 。由他筆錄了魯迅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重要歷史文獻，由他和魯迅秘密編輯、著文、發行了《前哨》 （紀念戰死者專號） ，1931年 4 月 20 日他們兩家在上海合影留念紀念這次事件。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引述的柔石從獄中托人轉來的那封信，收信人就是馮雪峰。1936 年 4 月雪峰回上海后，為傳達貫徹黨中央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精神，與魯迅、胡風共同商議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魯迅后期的幾篇重要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都是因魯迅在重病中，馮雪峰受魯迅囑托，代為起草并經魯迅修改定稿的魯迅生命晚期的重要歷史文獻。馮雪峰于是年的 8 月 27 日寫了《對于文學運動幾個問題的意見》這篇文章，以期從理論上總結和探討兩個口號的論爭問題。是馮雪峰的理論貢獻。該文后面他特地補寫了《附記》。劉少奇 （署名“莫文華”） 在《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一文中，對馮雪峰的這篇文章予以高度評價。

馮雪峰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事，后來作為該社掌門人的魯迅學專家、出版家的晚輩陳早春在 1984 年寫的《在魯迅的旗幟下》一文中指出：

“······雪峰那些建立在對魯迅創作道路、創作成就總結基礎上的革命現實主義原則，我們無暇在此縷述分明，其中也許難免瑕瑜互見，但他作為第一個提供打開寶庫鑰匙的人的歷史功績卻是不可磨滅的。

在這一點上，雪峰倒是很象俄國的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通過對普希金的分析，為現代俄國文學找到了自己的源頭；他對果戈理的分析，闡明了俄國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時代。他為俄國讀者塑造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光輝形象，為俄國現實主義的理論和俄國文學史的撰寫奠定了美學基礎。雪峰也是這樣。他通過對魯迅的分析，為我國新文學找到了源頭，為我國的革命現實主義理論和現代文學史的撰寫提供了美學基礎，也為我國廣大讀者塑造了魯迅的光輝形象。這一形象的塑造當然有賴大家的雕琢，但其基本輪廓卻是雪峰勾勒出來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馮雪峰死于肺癌，時年七十三歲。

五

魯迅生前有一大夙愿，他希望寫一部關于中國近現代四代知識分子命運的長篇小說，為此他做了長時期的積累。從他的乃師章太炎到瞿秋白、馮雪峰這四代人。魯迅、朱自清、馮雪峰大致可分為劃分為兩代人，一代是魯迅、朱自清，一代是馮雪峰。

魯迅、朱自清、馮雪峰他們的忌辰有著時代標識的意義。1936 年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前夜，1948 年是新中國建立的前夜，1976 年是開辟一個新時代的前夜。兩代人的精神志向、目標是共同的——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他們的“望中”。魯迅與朱自清是民主人士，馮雪峰是中共黨員，三人又有著復雜的師生關系：魯迅與馮雪峰是師生與戰友，朱自清與馮雪峰是師生，魯迅與朱自清可以說是廣義的師生。思想家、熱忱的社會改革者，是三者的共同定位。

馮雪峰在紀念朱自清的文章《損失和更重要的損失》一文中，他立足的角度既是師生關系，又不拘泥于師生關系。他“吾愛吾師，吾亦愛真理”，他是將朱自清作為中國現代化鏈條上的一個類來剖析的。全文通篇沒有提“魯迅”二字，但是我讀之再三，處處感覺到有魯迅的形象、魯迅的道路、魯迅的精神立在前面，將有形的在場的“朱自清”與無形的缺席的“魯迅”作對比，同時又將“朱自清”與“馮雪峰”作對比。在馮雪峰的筆下，我們看到了三個“類”的異同，也看到了社會和歷史的跌宕、曲折、復雜和演進。

站在 1948 年的角度，45 歲的馮雪峰，這時已經是一位非常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又是一位魯迅研究的通人，他已經嫻熟的操練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已經構建起了他的大歷史觀，拓展出了他的開放性的歷史視野。他在用“這個”“魯迅”、“朱自清”、“馮雪峰”之代際“符號”論證中國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邏輯。

今年是馮雪峰誕辰 120 周年，朱自清誕辰 125 周年，兩個甲子年。暫且不說四代人，僅僅觀照兩代人，自魯迅誕辰以來 142 年的足跡，就給歷史和未來呈現了無限豐富的哲學意蘊，這需要后來者不斷在新的時代語境和闡釋框架下，對新文學的前輩們不斷進行本體學意義上的再詮釋，再出發，不斷激發闡釋力，從他們的凝視、批判和“母性的愛”“魯迅的愛”中，發掘他們的張力空間和未來趨向。

但是，歷史的步伐并不輕松，后來人可以有部分的文化自覺，部分的文化自信，但是一切答案都在路上，需要由代代人去接力。

（王超逸，北京大學當代企業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兼任：連云港市朱自清研究會名譽會長。） 

（編輯  鳳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