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心 目 中 的 季 羨 林 先 生

文/王超逸

國學大師季羨林

  忘不了2009年7月的一天早晨，我剛到辦公室，女兒給我來電話，電話那頭的聲音凄婉而悠長：“爸爸，今天季老爺爺去世了，98歲。”

那一年，小女夏季高中畢業(yè)，不久就要赴美求學了。為了讓她盡快了解適應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留學生活，我建議她讀了季羨林的《留德十年》和馮友蘭的《三松堂自述》。小女很快就翻完了兩部大書。小女是90后的一代，這代娃娃是嚼著郭敬明的書當口香糖而成長的，可能她與好多同學的不同之處，在于她還多少承續(xù)一點國學的余脈。

季老生于1911年，我們相差半個世紀有余。

一般說來，以季老在學術界的地位、在海內(nèi)外的名望，當我在跨進大學門時，這樣的社會名流是不會親自執(zhí)教了，但是，中國文化書院是特殊的教育體制的特殊的存在，使縱向的師承而呈橫流，不同輩份的大家匯聚來到了眼前。我有幸走近了季老，得到了季老的教誨。

一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在華夏大地上，誕生了中國文化書院。書院系由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朱伯崑、湯一介、龐樸、李澤厚、樂黛云、魯軍、李中華、魏常海、王守常等人共同發(fā)起，聯(lián)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學院等單位的以及海外、港臺地區(qū)的許多學者、教授共同組成。書院對于推動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文化熱具有發(fā)軔之功。季老初擔任文化書院的圖書管委會主任，后擔任院務委員會主席。

一個人，一個鄉(xiāng)下人，一個鄉(xiāng)野小子，在鄉(xiāng)間的小路上踽踽獨行。

在我兒時的記憶之中，我家的西鄰是一片空曠地。冬天的夜晚，我抬頭望冷月，月亮走，我也走。深秋的夜幕神秘而深邃，望北斗遙不可及。

終于，有一天，我有機會走近了季老。那是在中國文化書院中外比較文化研究班畢業(yè)論文輔導班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有百余人，懷著虔誠的心踏進燕園。那年10月，我校哲學系青年講師、書院副院長李中華老師，剛從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訪學歸來，風塵仆仆，放下行囊，就擔起了主管中外比較文化研究班教學的工作。一天晚上，他請來了季羨林、張岱年、湯一介三位名家。講臺上臨時放了一張教桌，張老居中，季老、湯老居側(cè)。季老著一件藍色舊中山裝，一臉慈祥。中華老師在做了開場白之后，就由張老先講話，次由季老講話。我從書櫥中抽出塵封的筆記本，時間：1988年11月21日晚。時隔32年，那晚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在當晚的論文輔導講座中，季老講話的主旨如次：

（一）對創(chuàng)新的要求。季老認為，沒有新意，不要寫文章。季老談的很具體。他談到了單篇論文與成本專著的不同。單篇論文的核心是講自己的看法，自己異于前人的創(chuàng)意，要發(fā)前人未發(fā)之言，往往只談一個問題，一個新問題。其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是有創(chuàng)意。

（二）對危機問題。季老對年輕人和老年人都提出了告誡。他說，年輕人的危機是盲從，老年人的危機是保守。對涌入的西方理論，首先要了解，但不要盲從。

（三）對“新名詞”現(xiàn)象。他說現(xiàn)在的新名詞太多，恐怕有人自己還不了解，就在亂用，這不利于語言的發(fā)展，或會搞亂人們的思想與行為。

（四）對學術道德問題。他提醒，一是不要無為而發(fā)，自己沒弄懂就動筆；二是不要剽竊別人的東西。他說，學術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不能摻半點假。通過個人努力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得出的結(jié)果必須是實事求是的。這樣做，就算是有學術良心。剽竊別人的成果，或者為了沽名釣譽創(chuàng)造新學說或新學派而篡改研究真相，偽造研究數(shù)據(jù)，是地地道道的學術騙子。

最后，季老還談到了老年人對文化的孤獨感。

各地學員對新知識、對現(xiàn)代化道路的探求，猶如饑渴的壯牛見到了豐腴的水草，統(tǒng)統(tǒng)收入肚中！那種貪婪、瘋狂，欣喜若狂，至今令人神往。

二

得知季老去世的當天，我曾對河津市政協(xié)的王錫義兄說：“真學者的衣缽哪怕能繼承其百分之一都能安身立命”。錫義兄認同我的看法。

中國文化書院是個浩瀚的汪洋，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聚攏在季老等前輩的周圍，以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成員為主體，凝聚了海內(nèi)外國學、漢學一大批大師級學人。我不是研究季老的核心專業(yè)的人，但是，依個人的興致，他的關于“印度與中亞古代語言”“印度文學與文化”“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比較文學”的學術著作我都研究過，他的絕大多數(shù)記事懷人哲思妙悟的散文我都涵泳把玩過。他的《賦得永久的悔》《二月蘭》《清塘荷韻》《年》《老貓》諸篇，已是公認的散文中的極品。樂黛云老師將其風格概括為“三真之境”。我認同這種體認。將他的各類散文集放在床頭，將名著放在了枕下，可以聽到他的呼吸，感受到他的體溫。在季老性格中，剛毅與寬容并陳，赤子之心與分明的愛憎同在。但是，作為文化人，他的剛毅，他的傲世獨立的精神，他的披沙揀金的真知灼見還是容易引起我的共鳴。

季羨林先生在閱讀

季羨林文集

胡適先生是舉世公認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人物之一，是大哲學家、教育家、外交家。1928年后，發(fā)起人權運動，反對國民黨實行獨裁與文化專制主義。后來出任駐美大使。1946年出任北大校長。

季老寫的《為胡適說幾句話》《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關于胡適的點滴》等文章，不同流俗，手正乾坤，還胡適為胡適，給真理一個說法。我最初聽到胡適的名字，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讀高中時，教政治課的李老師偶爾出口諷刺西方新實在論理論時，順踢一腳——實用主義在中國的代表是胡適。后來讀《青春之歌》，知道余永澤的形象是用來臉譜化胡適的徒子徒孫。

季老以一個學人的良知，以在大陸少有的與胡適有親歷親往的資歷，告訴了世人和后人一個真實的胡適們——我們民族的良知，世界上的稀缺財富，讓后人明白真相。

馮友蘭先生是書院的名譽院長，1990年，以95歲高齡駕鶴西去。馮先生以長長的幾乎一個世紀的生命的長度，呈現(xiàn)了個人的文化心理積淀和主體的精神生命狀態(tài)。在馮老逝世的當年，季老飽含深情地寫下了《生命不息睿思不止》的悼念文章。在季老的筆下，他先從一件風趣的小事講起：有一次，理發(fā)師正給芝生先生刮臉，鄭（振鐸）先生站在旁邊起哄，連聲對理發(fā)師高呼：“把他的絡腮胡子刮掉！”理發(fā)師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胡子刮掉一塊。這時候，鄭（振鐸）先生大笑，旁邊的人也陪著哄笑。然而芝生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變，可見先生的大度包容的氣概。《世說新語》載：“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fā)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季老說到這里，筆鋒以收，點出芝生先生的神宇近似子敬。以此立論，季老引申到：上面舉的只是一件微末小事，但是由小可以見大。“芝生先生走過了95年的漫長的人生道路。95歲幾乎等于一個世紀。自從公元建立后，至今還不到20個世紀。芝生先生活了公元的二十分之一，時間夠長的了。他一生經(jīng)歷了清代、民國、洪憲、軍閥混亂、國民黨統(tǒng)治、抗日戰(zhàn)爭，一直迎來了解放。道路并不總是平坦的，有陽關大道，也有獨木小橋，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然而芝生先生以他那奇特的樂觀精神和適應能力，不斷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誠于自己的學術事業(yè)，熱愛祖國，熱愛祖國的傳統(tǒng)文化，終于走完了人生長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季老在評點他的師長的風貌的同時，不是也點出了自己的“神宇”氣象了嗎？馮老曾立論“魏晉風流”，馮夫子、季夫子又何嘗不與魏晉名士望衡對宇？

三

季老是書院的領軍人物、靈魂人物和開新人物之一。季老與書院的關系，其他師長當有更切實的回憶與考證。作為弟子輩，只能以真實的點滴回憶追溯往事。

1986年10月，書院在北京舉辦了“中國社會經(jīng)濟和科學發(fā)展戰(zhàn)略問題”講座，已75歲高齡的季老作了以“中國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問題”的總結(jié)報告，報告洋洋23500余言。2009年是文化書院建院25周年，我先征得了王守常、李中華、魏常海、陳占國諸師的理解與支持，計劃以此為契機，開展以“紀念書院成立25周年為主題的征文活動”，編輯《中國文化書院的境界》紀念集、論文集和《中國文化書院發(fā)展史》。我將這一想法匯報了湯院長、樂老師。很快，湯院長給我復函，熱情洋溢地肯定了我的行動，并表示他與樂老師欣然接受擔任該叢書顧問。這對我是極大的鼓舞。原擬顧問組還請湯院長邀請季老列名，而今成了終身遺憾。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湯一介先生（左三）正與本文作者王超逸交談

1987年，在《中國文化書院學報》第二期上，季老為我們“中外比較文化研究班”的學員殷切題詞：“愿中國文化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發(fā)揚光大！”這當然是寄托了老一代學人對后學的期望，寄托了老一代學人對將中國文化在廣大世界流布的愿望。1989年7月15日，在我們即將畢業(yè)時的《學員名錄》上，季老又在扉頁上題詞：“志在千里——愿與同志們共勉之。”勉勵我們志存高遠。

其實，以我當時的年齡還很難掂量出季老囑托的分量。今天，當30年后再回頭品味，更覺其中的分量。季老在與北大經(jīng)濟學院青年學者王曙光談話時曾說：“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以堅忍、勤苦而著稱，有極重的理想主義色彩和犧牲精神。可是現(xiàn)在，這種精神似乎少了，淡了。年輕人受社會思潮的影響，動輒談利。我覺得言不及利固然不好，但是言必稱利也不見得妙。年輕人應該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抱負。人是應當有一種精神的，沒有這點精神，人豈不同動物一樣？”

    1994年，值書院成立10周年，季老以飽滿的熱情寫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紀念中國文化書院創(chuàng)建十周年》的文章。他對晚年致力致思于書院的活動充滿了深情和自豪。

當年由書院率先恢復中國書院制傳統(tǒng)教育，弘揚國學，會通中西，立旨在中國文化現(xiàn)代化的星火，今天已呈燎原之勢。翻開學報與教材，回顧起來，當年的那些碩學鴻儒們多已離開了我們，那些風華正茂的導師學人也已進入了老年行列；當年的弟子輩都走上了社會的前臺，成家立業(yè)，挑起了各專業(yè)領域中的大梁。后來季老專門寫了一篇關于書院的文章《論書院》。洋洋萬言，從“中國歷史上的教育制度、書院的濫觴與發(fā)展、新教育制度的興起、書院在今天的意義”等四個方面談了書院的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實際也確定了中國文化書院在當下教育體制中存在的必要性和歷史合理性。他的九鼎之言，在公元1988年的坐標點上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季老在回憶中多次親切地流露出在書院活動中的自豪、愉快與滿足感，他說：“對中國文化書院的回憶，我卻只有甜蜜，只有興奮，只令人歡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即使所有的社會職務、頭銜都辭了，中國文化書院的頭銜還是要留著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子的喟嘆，我現(xiàn)在真正品出了其中的秋味！

四

“愿中國文化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發(fā)揚光大。”多年以來，我時常在品味解讀季老在其中寄寓的深義。季老認為中國文化中必定存在有生命力的東西可以貢獻于“全世界范圍”，貢獻于人類，為世界和人類所喜歡，所悅納。他還預言了“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我知道，季老的這一預言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回應。總的感覺是贊同此論的少，持有異議和反對的多。我的視野和格局不足以對季老和名家之言、諸家之論作結(jié)論。但是，我相信，季老的立論是有在德國沉潛十年的生命體驗，有“東方學”學術探索，是比較中西、會通古今后慎重立論的。

斗轉(zhuǎn)星移，世易時移。上個世紀30年代，魯迅先生面對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強勢而入，提出放開眼光、主動拿來的“拿來主義”，作為本民族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的借鑒，并為摒棄本民族的劣質(zhì)文化和改造“國民性”提供全新的視域。季老生前不遺余力地呼吁，“我個人認為，我們?nèi)嗣癫坏钚小脕碇髁x’，而且也奉行‘送去主義’。拿來與送去是相對而言的。我的意思是把中國文化的精華送到西方國家去，盡上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自從1840年以來，中西文化的交流極不對等、極不對稱、極不平衡。季老首倡的“送去主義”表達了一位東方學人對祖國文化的赤子之心、拳拳之情。有著東西方視野、嫻熟駕馭“比較學”方法的一代學人，我想絕不會僅站在狹隘的民族文化的立場立此論。后來，季老又補充說：“我真誠希望，人類能聰明起來，認真考慮我的東西文化互補論”。周一良先生曾說：“并世學人之中，學識廣博精深（非一般浮泛）而兼通中外（包括東方、西方）者，我最佩服三位：就是季羨林、饒宗頤、王元化三位先生”。周老1946年秋在北大紅樓結(jié)識季老，兩位老人相知60年，都飽經(jīng)滄桑，閱盡人間秋色。饒宗頤教授是這樣評價季羨林先生的：“我所認識的季先生，是一位篤實敦厚，人們樂于親近的博大長者，搖起筆來卻娓娓動聽，光華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帶從容不迫的齊魯風格和涵蓋氣象，從來不矜奇、不炫博，腳踏實地，做起學問來，一定要‘竭澤而漁’，這四個字正是表現(xiàn)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來作為度人的金針，亦是再好沒有的。”

復興中華民族，將中國文化流布全世界，架起中西文化交流之橋，打通中西關節(jié)，這有賴于諸多條件。但是，萬流歸宗，核心一點，依托于綜合國力的強盛。

也許冥冥之中有上帝的安排。悠悠華夏，至2008年才圓了百年奧運的夢想，以此為分水嶺，世界的目光才真正回望這個古老又年輕的民族。而奧運的文化形象大使又恰恰是季老。值奧運落幕僅一周年，季老就駕鶴西去，這是否有某種機緣在里面？

讓世界悅納中國文化依然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的堅實的行走。季老為此不懈探索了近一個世紀。季老宏大敘事的理念，需來者從小事、細事做起。1989年從文化書院畢業(yè)后，雖有沉甸甸的收獲，但當我捧到畢業(yè)證書時，旋即又悵然若失——今后的道路怎么走？方向在哪里？在那個歷史關鍵時刻，季老在關注著年輕一輩人的命運，關注著我們民族的命運，關注著民族文化的命運。他囑咐湯一介院長、厲以寧教授，李澤厚研究員、李中華、魯軍先生，要引導、呵護好我們民族思想的種子。湯院長深刻領會季老的思想，他也在密切關注著他的弟子們的思想動態(tài)和未來前途，也在深沉思索著民族的命運和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的前景。

我認真思考了自己的教育背景、知識結(jié)構和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可能提供的起碼的條件，選擇了由厲以寧教授、魯軍先生主導的管理哲學與企業(yè)文化專業(yè)領域的研究方向。相對于劃時代前輩們的宏大敘事和思維原創(chuàng)，企業(yè)文化是亞文化、經(jīng)營管理文化和應用理論。當時我的一位學兄抱著朱光潛、克羅齊、鮑桑葵的美學苦研，因我的研究白眼向我，惋惜我的選擇。白眼就白眼吧。世間有人在客廳應酬，也要有人做灶下婢。那么，歷史就讓我曹做灶下婢、拓荒牛、鋪路石吧。

季老等老一輩學術大家的旨歸，在于從不同的方面實現(xiàn)了生命的價值，為人文學術有開新、有創(chuàng)造。在我20余年的致學道路上，所以能厚積薄發(fā)、源泉不竭，是抓住了企業(yè)文化這一邊緣學科的人文性與工具性的特點，打了一口深井，開掘到了經(jīng)濟生活、管理生活、科技生活及其學科的“本”。那么，“本”是什么呢？——“人文科學”。由末逐本，由流溯源，以人的創(chuàng)造與需求為核心，由此導向人的自身價值的實現(xiàn)，這是科技、經(jīng)濟與管理生活的根本，是企業(yè)文化的生長點。既有合理的物質(zhì)功利性，又有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實現(xiàn)的研究。我以文化書院的跨學科背景，以季老等諸前輩的格局、氣象為底氣，以沉入生活底層的扎實寬厚的作風，終于在我的學科領域做出了一點成績。如果說我與同輩學人有點不同的話，自豪地說，也許我的根更深，滋養(yǎng)更弘富，眼界更高、更遠、更寬廣了一點。2009年5月，我與李慶善先生合著的《企業(yè)文化學原理》一書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歷時7年之久由我主編、由厲以寧教授作序的《比較企業(yè)文化學原理》一書，亦有該社出版，為完善這個民族的學科體系開了局。二十年磨一劍，這也權作是告慰季老，也是向師長們匯報的一份薄薄的成績單吧。前幾年，我寫信又向湯院長說起，湯老師的解釋學理論可為傳統(tǒng)文化資源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化，經(jīng)典文化的大眾化、世俗化轉(zhuǎn)化提供方法論和工具上的革命。我所做的就是這種橋梁、運輸、媒介、溝通方面的工作。其實，百多年來的“古今中西”之爭，其焦點之一就是尋找導向現(xiàn)代化之途的方向與工具。如此說來，百工自有百工的價值，三教九流的體系中不排斥農(nóng)家、雜家、縱橫家等之學。

若干年后，北大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化書院副院長李中華教授，在為由我主編的《國學與企業(yè)文化管理》一書寫的序中自豪又欣慰地說：“本書主編王超逸同志是上個世紀80年代北大哲學系、中國文化書院、中國企業(yè)文化研究院重點培養(yǎng)的專業(yè)人才，也是我與魯軍先生、湯一介先生的學生。那時我與魯軍先生都年富力強，擔任副院長，負責院務和教學工作，湯一介先生任院長。20多年來，超逸矢志于中外比較文化理論研究、企業(yè)管理理論、企業(yè)文化理論的研究和實踐。他的學術視野寬廣，感觸敏銳，每每追蹤、引領專業(yè)潮頭，善于面對和抓住時代提出的重大課題進行思考、探索，不斷推出新的科研成果，解決時下的突出問題。目前已是本學科領域有獨特貢獻的中堅力量。”

多年后，小女有了多年海外留學生活的體驗，目睹中國在世界棋局中的崛起和力量，再反芻自省《三松堂自述》《牛棚雜憶》《留德十年》的智慧，女兒曾告訴我，馮老爺爺季老爺爺那輩人，在苦難中成長，在逆境中奮進，在離亂中浮沉，在蹉跎中覺醒。救亡、啟蒙、現(xiàn)代化，是祖國邁向現(xiàn)代化的三大坎。與苦難相隨，與追夢相伴，歷盡磨難是老爺爺那輩人的宿命；順不忘憂，逆不毀志，憂樂天下是中國學人的品格。而啟蒙和現(xiàn)代化還在路上……【刊載《中國人物傳記》2020年第7期】

              （編輯  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