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對德與才有精辟的論述。司馬光所說不無道理。用人最理想的標準是德才兼備，但這一標準的選擇空間太小，自古以來圣人就是鳳毛麟角。在才德不能兼備的情況下，愚人是比較保險的選擇。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對德與才有精辟的論述：“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他給圣人、君子、小人下定義：“是故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司馬光這一論述是有針對性而發的，他提出的選材標準是：“茍不能的圣人君子，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司馬光所說不無道理。用人最理想的標準是德才兼備，但這一標準的選擇空間太小，自古以來圣人就是鳳毛麟角。在才德不能兼備的情況下，愚人是比較保險的選擇。選一個傀儡操縱，他會很聽話，因為愚，他沒能力做好事，同樣也沒能力做壞事。而小人就不同了，小人無德，但他有才，無德不能做好事，其才卻足以做壞事。選傀儡的前提是，得有一個好的操縱者，否則，傀儡什么也做不了，結果還是小人得逞。

因才勝德而失天下的例子，數不勝數，如大家熟知的“做個詞人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的李煜，死于他鄉的徽宗，還有歷史上的隋煬帝，他頗有文才，是個很清醒的亡國之君。這些人，無德不能服天下，其才又不能治天下，亡國在情理之中。

德勝才，就能穩做天下嗎？唐高宗為人“正直中和”，不是個昏君。可是，有德無才的他，卻是導致唐王朝一度血腥遍野、李氏子孫幾乎被殺戮殆盡的根源。他沒失天下，是因為他的對手有著相當的理智，有才，而又沒有完全失德。德才兼亡，卻只有亡國一條路，那些昏暴之君不用說了，連那頗忠厚的劉禪也不例外。

中國的歷史，一向重德輕才。司馬光的標準是歷史的“正聲”，一向為人們所推崇。那么，小人真的不可用、不能用嗎？也不盡然。

陳平大家都熟悉，當周勃、灌嬰向劉邦告狀，說陳平“盜嫂受金”時，魏無知替他辯護：“臣所言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魏無知的辯護所以成功，是因為他點到了劉邦的要害，劉邦正和項羽爭天下，無德也許成不了大事，無才卻是絕對打不贏的。基于當時的實際，劉邦首選才。即能容才，又會用才，這是劉邦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歷史上有才無德而成大事的例子不少，戰國時吳起殺妻求將，蘇秦和燕文公夫人私通，管仲貪，都是有才無德之人，但吳起幫弱小的魯打敗了強齊，蘇秦以其合從之謀使六國有效的抗擊了秦的擴張，管仲幫齊桓公成就霸業，其功勞名載史冊。

公開和“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這一論斷唱反調的，是曹操。建安十五年，曹操以命令形式公開說：“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何以成霸世！”建安十九年，他再一次下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有行也！”公開舉起了“唯才是舉”的旗幟。當蜀和吳人才“捉襟見肘”之時，魏名臣、名將人才輩出，和曹操提倡的這一用人標準有著直接的關系。

愚人百無一用，這是不爭的事實；才高德薄的小人，無德，有壞事的可能；但有才，卻是成事的資本。把小人棄而不用，于才未免可惜。真正會用人的，在于用其長，抑其短，用其長來幫助自己成事，抑其短可避免其帶來的危害。

在用人方面，劉邦是絕世高手，他身邊即有張良這樣的圣人，又有蕭何、曹參這樣的君子，還有陳平、韓信、英布這樣“才勝于德”的小人。韓信貪，英布反，都不是“正直中和”的君子，但劉邦成功的利用了他們，又及時地遏制了他們所帶來的危害。在如何使用小人上，劉邦是成功的。

但，用小人是有風險的。小人之才能成事，其德也足以敗事，甚至給用他的人帶來生命危險。用小人以至亡國亡家的事例，貫穿于整個人類的歷史。要使用好小人，要求用人者其才足以遏止小人的無德，要有識人的能力，有駕御小人的手段。

關于這個道理，中國古代許多人也都做出了精辟的概括，比如孔子的君子小人論、荀子的人才標準論，還有司馬光也對德與才的關系作了精辟的論述：“德勝才者謂之君子，才勝德者謂之小人，——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也。”

無才無德——廢品 有德無才——次品 有才無德——危險品 有德有才——正品